在等待戈多之前，贝克特如此迫不及待要成为最早解普鲁斯特时间方程的批评家。而且他自认找到了普鲁斯特方程的解：
普鲁斯特的解式是对时间与死亡的否定，因否定时间从而否定死亡。死亡死了是因为时间死了。[26]
这是贝克特的否定之否定，所谓“死亡死了”的永生或者永恒，时间终止。而这恰恰不是普鲁斯特的时间：只有时间“中”的普鲁斯特，没有时间“外”的普鲁斯特。这也不过是贝克特一次智力的冒险。为了解普鲁斯特不可知的“未知数”，他假设了一个“已知”的贝克特等式：时间＝死亡。尽管他自己也意识到时间的双重性，意识到时间“这个毁灭与创造的双头怪兽”，但是逻辑的需要，他绝对地，在这里只单取时间“毁灭的头”。不错，生命与死亡，肯定与否定，只要在思想，我们就必然在二元对立的思维中。但是贝克特的精彩解式不过是一个同义反复的循环游戏。如果再假设第二个贝克特等式—时间＝生命，那么就有普鲁斯特方程的第二解：普鲁斯特的解式是对时间与生命的肯定，因肯定时间从而肯定生命。生命不死是因为时间不死。普鲁斯特不也还是那个普鲁斯特吗？
让·弗朗索瓦·雷维尔，则因为始终停留在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左拉们的叙事年代，而进入不了普鲁斯特的时间。他是过于偏爱继日继月继年的时序，以及时序里情节的进展和性格的形成了，以致不能忍受普鲁斯特几十页长的贡布雷早眠，几百页长的拉斯普里埃晚会，而某些事件相隔的十年又居然短得只有寥寥数行。他尤其因为找不到那决定人物命运的“一天”而懊丧。他的时间是等速的，岂能任普鲁斯特如此荒诞地“压缩”、“压扁”、“压平”？他嘲笑说，普鲁斯特这位“时间大师”的真正主题原来是“在时间之外”[27]—其实，正如雷维尔在自己的时间里一样，普鲁斯特也在自己的时间里，只不过他雷维尔走投无路地徘徊在普鲁斯特的时间之外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