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海伦娜·朵伊契的基础上拓展了一两点内容。在早期发展阶段，女孩对父亲阴茎和孩子进行了对等，这种对等促使她对肚子里的孩子赋予了一种父亲超我的象征意义，因为父亲内化的阴茎形成了这个超我的核心。这种早期对等不仅决定了她对想象中孩子的矛盾情绪，也决定了她将来，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对自己真正孩子的矛盾情绪，并且还决定了焦虑的程度，这种焦虑是影响她和孩子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我发现，在她很小的时候，她对粪便和孩子之间的对等也会影响她和想象中孩子的关系。由于她的幻想涉及了有毒、可燃的排泄物，她因此感到焦虑不安；依我看，这种焦虑强化了她早期肛门阶段向外排出的倾向，也是她将来对肚子里真正孩子的态度的基础，这种态度充满敌意和恐惧。
正如我在前面指出的，女孩对“坏”的内射阴茎的惧怕使她更想内射一个“好”的阴茎，因为它能保护和协助她对抗身体里面的“坏”阴茎及坏意象；对她而言，这些坏意象就像危险的排泄物一样。正是这个友善的“好”阴茎（在想象中通常是一个小小的阴茎）具备了孩子的表征意义。这个想象中的孩子保护和帮助了小女孩，它最初在女孩的潜意识中象征着身体里面一切“好”的内容。当然，帮助女孩克服焦虑这种事情纯属幻想，然而她害怕的那些客体同样也是幻想出来的。因为这个发展阶段中，她主要受控于精神现实（psychic reality）。[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