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袁督师自知吹牛不同，杨嗣昌对三月平叛的估测还是有一定把握的，不论如何，崇祯准许他涸泽而渔式征收剿匪的饷银，就意味着他必须速战速决。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十二月起，在杨嗣昌“四正六隅十面网”的方针指导下，如火如荼的剿匪活动迅速展开，由于官军实力强大，各地方按计划精准打击，包括张献忠在内的几大农民军势力纷纷投降，引得河南、湖广一带形成大规模的招抚之风，剿匪初见成效。然而，李自成领导的队伍却在四正六隅的天罗地网中游刃有余地穿梭，他利用各地官军信息不畅、配合不足的漏洞，先是从陕西逃进四川，在四川攻城略地直逼成都府，继而在官军到来之前全身而退，又从四川溜回了陕西。李自成就像一个狡猾的泥鳅，在杨嗣昌的十面网中灵活游走，眼看着时间到了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三月，杨嗣昌的诺言大限到了，可李自成还在逍遥法外，杨嗣昌无奈之下只好向崇祯承认自己未能完成计划，主动要求辞职，听凭君王惩罚。好在崇祯这次比较宽宏，他驳回了杨嗣昌的请罪，允许他再延长期限，只要能尽快剿匪成功，就不会追他的责。
杨嗣昌得到圣允，便认真总结三月以来对战农民军的经验教训，写成了一份《据报近日贼情疏》交给崇祯审阅，他指出，剿匪不力最大的原因在于地方将领表现太差，尤其是在西北主攻李自成的洪承畴，竟然能让他逃离数次，所以必须追洪承畴的责任，给他降低官职，如果能在期限内剿灭李自成就算他将功折罪，若是剿匪依然不力，则要进一步责罚。洪承畴得知杨嗣昌在崇祯面前如此参奏，又被降了官，心中很是不满，从此心中格外记恨他，想方设法联合朝中大臣给杨嗣昌捅刀子。但是归根结底，旨意是崇祯下的，皇帝向杨嗣昌点了头，洪承畴也没有办法，只能带着兵马将满心的怒气发泄在李自成的身上。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从六月到十一月，洪承畴等将领带领官兵对李自成进行了刮地皮式的围追堵截，李自成在如此强势的猛攻之下，终于损兵折将，力量日渐衰微，最后在一次突围中惨遭失败，李自成全军覆没，身边仅仅剩了不到二十个贴身追随者。为了逃命，他不得不丢妻弃子，狼狈地与十几个铁杆逃进了陕西的商洛山中，这个故事大家可能都听过，叫十八骑入商洛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