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晚明三教合流的过程中，佛教也逐渐侠义化，尤其是斩钉截铁式的“金刚义”的被提倡，说明佛教也在倡导一种无畏精神。[28]董其昌从关羽死后被封“伏魔帝君”，以及享受“五帝同尊，万灵受职”的待遇中，觉得作为一个忠臣义士，关羽与曹操、司马懿、王莽、朱温这些“生称贼臣，死堕下鬼”的“偶奸大物”相比，何啻天渊之别。基于此，他发出下面的议论：“至人舍其生而生在，杀其身而身存。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与法华一大事之旨何异也。彼谓忠臣义士犹待坐蒲团、修观行，而后了生死者，妄矣。”[29]其言外之意，就是认定忠臣义士合于佛教精神。这是典型的儒佛合一之论。
明末遗民在选择死之时，同样受到了佛教的影响。正如明末著名学者傅山所言，无论是出家、在家，均有佛性，甚至“受命职官，有受命职官之佛，临戎遇贼，有临戎遇贼之佛”。傅山认为，真正学佛之人，在碰到国难之时，应该“当下承当”。究其原因，学佛可以使人“无畏”。[30]这种佛教的无畏精神，应该说在明末已经与儒家的尽节精神合在一起。这可以从明末就已出家做和尚的人中找到例子。如李弘储，字继起，扬州兴化县人。早年出家，师事三峰和尚。入清之后，时与抗清志士有联系，并受其牵连入狱。出狱之后，还是好事如故。有人劝诫他，他则说：“吾苟自反无愧，即有意外风波，久当自定。”又说：“道人家得力，正于不如意中求之。”又说：“使忧患得其宜，汤火亦乐国。”为此，吴中高士徐枋叹道：“是真以忠孝作佛事者焉。”[31]无论是将“汤火”视作“乐国”，还是以“忠孝”作“佛事”，在明清两代鼎革之际，儒、佛两家在忠孝节义上却走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