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提案内容看，强调或建议社教社以及年会在社会教育行政、事业开展中的主动性、自主性的倾向明显，注重社教社自身的建设。如行政方面经费类决议案中第2号，专门凸显“由本会向行政院建议”、其他第2号中“用年会名义建议教育部所有社教机关一律称馆”、第3号中“由本会遴选”10～15人组成欧美社会教育考察团、第7号通过了社教社联合有关社会教育工作团体组建中国社会教育团体联合会、8号“以本社名义”欢迎远东基本教育会议代表并邀其参观相关事业，9号则用年会名义建议教育部改定孔子诞辰日及教师节、第15号“建议教育部从速恢复国立中央民众教育馆案”[209]等。事业设施方面图书馆类则通过了社教社设专门图书馆、编辑并审定民众读物、社教丛书等事业。凡此等等，都向社友及社会各界传递社教社急于恢复工作、续写战前繁盛局面，为顺利将战时社会教育的重点工作转向复员建国的迫切心情。
这些提案的出发点，是着眼于当时社教社社员散落各地、团体社员大幅减少、经费无着的现实窘况的。虽第五届苏州年会有300余名社员出席，但从1947年9月参与总登记社员名单看，其能联系到的社员不足400名，时常变化的通讯地址表明社员工作单位流动较大；而团体社员由战前的37个减至9个，仅有上海市立实验民众学校、上海市立社会教育人员训练班同学会、江西省教育厅、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江苏省立镇江民教馆、浙江省社会教育研究会、浙江省立图书馆、国立社会教育学院9家团体社员参与总登记，且前两个单位实际上是合二为一的，负责人均为俞庆棠。[210]苏州年会召开前夕，为尽快与失联社友恢复联系，社教社常务理事俞庆棠、陈礼江曾联衔名义向各地教育厅局发公函，请代为通知散布各地社友，从现存档案看，效果难尽如人意，如北平市作为战前社教较为繁荣地域，教育局接到公函后竟回复“查本局并无该社社友”。[211]鉴于战后“本社社员以迁徙关系，居期或有未明，精神遂无从联系，影响本社社务与社教事业之推进者甚大。兹为齐一步骤，振奋精神，藉以声气应求，促进社教事业起见”，第五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拟定社员登记表格，交由事务所举办社员总登记，“截至本年六月底止，计共收到社员总登记表三百十二份。经查尚有大部分社员，以胜利复员后工作地点移动甚大，已与本社失却联系，致未能如期举行登记”。[212]从事务所专门发布“社员总登记延缓限期”通告[213]举措看，社教社意在短期恢复战前千人社员规模，有不小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