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自1936年1月在莫斯科受命和邓文仪接触始，到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完成止，前后为之奔波、奋斗了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在此漫长而又艰难的谈判中，他终于感悟到了这样一个道理：
历史自有自己的运行轨迹，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聪明的政治家，能自觉地调整自己的步子，跟上时在变化的历史运行轨迹；而笨拙的政治家，总是被动地、不得已地去适应历史运行的轨迹。他——潘汉年和周恩来等共产党人是属于前者；蒋介石和陈立夫等人则属于后者。至于像汪精卫之流，是一伙逆历史运行轨迹而动的顽固派，必然被送进历史垃圾堆里！
当笔者驻笔回首潘汉年所经历的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的时候，一种难以名状的崇敬感打心底油然生起。我在这种圣洁的崇敬感的支配下，又禁不住地想起了196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说潘汉年在1936年的国共谈判中，就“秘密投降了国民党，充当了国民党特务”。请问：根据是什么呢？我茫然没有答案……直到笔者再想起（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宣布潘汉年“秘密投降了国民党，充当了国民党特务”根本不存在的时候，我这种圣洁的崇敬感越发地觉得圣洁和祟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