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宗教的先知运动为这样的论点——真正相信超验的信仰，是一种使宗教超越其自身文化、并从与垂死文化共同分享的命运中解救出来的力量——提供了有趣的支持。当巴比伦人流放了犹太人，结束了以神庙为崇拜中心的犹太文化宗教时，先知们挽救了犹太宗教，使其免于灭亡。他们不仅挽救了宗教生活，而且通过对灾难的意义、各种苦难的救赎力量以及对不只包括以色列人命运的救赎的解释，使犹太教得到新的净化。与之有某种程度的相似的是，虽然在奥古斯丁的信仰中，古希腊人的彼岸思想为圣礼宗教而不是关于超验的先知宗教奠定了基础，但奥古斯丁的信仰还是将基督教与垂死的罗马世界分离开来。正统天主教使得古希腊—罗马文明在孕育它的子宫中得以幸存，但在古希腊—罗马文明中，以赛亚对历史末期救赎的希望却被一种通向在历史之上的超验境界的导引所代替，一种圣礼制度调整着超验境界与自然—历史的世界之间的关系。由是，正统天主教剥夺了先知宗教对未来历史的兴趣，并破坏了世俗存在特有的动态感。
因此，一个充满活力的先知基督教最终被迫不仅要维持独立于自然主义和彼岸世界的状态，还要保持自身纯洁来抗拒对其自身基本的先知神话所造成的圣礼性损害。基督教在对圣礼的自满和神秘的彼岸理想两方面表现出背离先知宗教的倾向，这部分源于古希腊对其思想的影响，部分也在于它自身对先知宗教中宗教性张力可嘉的加剧。耶稣的宗教是先知宗教，在这种宗教中，那些被以赛亚所阐释的有关爱和诸种苦难的道德观念获得了一种净化；这类观念在历史中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变得非常的遥远。他的“上帝之城”永远只是一种历史的可能性，因其纯洁之爱的高度总是有机地与一切人类生活中对爱的体验联系在一起；但“上帝之城”也是一种历史的不可能性，因为它总是历史所无法成就的。以肉体和自然的方式而生活着的人类，永远也不可能：从利己主义升华而达于崇高，具有甘愿牺牲的激情，达到耶稣伦理所要求的那种彻底的无私。阿摩司所主张的那种社会公正代表了一种可能的社会理想。耶稣的纯洁之爱的概念是与公正的理念联系在一起的，如同上帝的神圣性是与人类的善联系在一起的一样。它超越了可能的和历史的爱。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晚近先知所预言的末世论不再像早期的先知所预言的此岸世界那么暧昧之原因所在。当然，耶稣的末世论，虽然其框架出自此岸世界，但已经超越了自然存在的可能性（“在上帝之城，将既无婚姻可言，也无婚姻关系”）。因此，作如下假设可能并无不公，即：在基督教中，自然可能性和宗教道德理想之间的张力已使犹太宗教清静的此岸世界岌岌可危。或许，古希腊神秘宗教对基督教思想上的影响，只是保持二元论左右平衡的最后砝码，而非主要源头。这一最后砝码最早在保罗的思想中发挥效力（血肉不能够传承上帝之城，如同腐化不能传承廉洁），并且在早期教父对基督教信仰的神学阐释中不断强化其效力。基督教思想的神话基础，使其免于了理性主义二元论最糟糕的恶习，并且见证了正统基督教反对摩尼教、诺斯替教的伟大胜利。但是，经过长年的压力与原始历史对其脆弱弹力的销蚀，原始福音中先知预言的高度精致的张力已变得松弛，这是很自然的。在正统基督教的圣礼主义中，这种松弛的结果清晰可见。在圣礼主义中，自然界（很不幸，包括了人类历史的社会秩序）被当作上帝的作品来赞美，每一种自然现象都被相应地看作是超验的模仿，只不过是被错误地戴上了神圣的光环，并以此来掩饰其缺陷而已。这种圣礼主义是神话性宗教的先天弱点。偶尔渗入到基督教思想和生活中的悲观主义、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思想，并不是基督教生而有之的，而是源自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宗教。自然主义则是基督教—希伯来神话另一个内在的而非外来的反常产物。它保持着希伯来人关于历史是运动的理念，但抛弃了他们关于生命和意义之超验源泉的理念，因而获得了它自立自足的历史。假如说是圣礼主义破坏了现在和未来之间的纵向张力，那么自然主义则是摧毁了具体实在和超越源泉之间的横向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