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来，史学界出现一种盲目仿效外国的形式主义学风，企图按照西方历史模式来改铸中国历史，搞所谓“全盘西化”，往往因此跌入民族虚无主义的泥坑。我对这种学风深不以为然，在40年代我就说过：我们中国学人应当学会使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学会使用新的方法来掘发自己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在这一方面，我是用了一些精力的。例如，对于古代社会发展的特殊路径和古代思想发展的特征的论述，对于中国思想史上唯物主义和反封建正宗思想的优良传统的掘发，都是我在探索历史科学民族化过程中所做的一些尝试。因了个人能力和水平所限，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不够，也存在着缺点。[11]
一位享有盛誉的学界老人，在他晚年的时候，回顾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做出这样的总结，自有其震撼人心、启迪人心的力量。侯外庐先生不论是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还是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研究，他都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即一般的理论结合中国具体的情况，结合中国的文献，来揭示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路径。许多关注侯外庐学术的研究者都注意到他的如下见解：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和中国的奴隶制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奴隶制，古典的古代和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是两种不同的奴隶制形态。侯外庐先生的这个观点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张岂之先生在评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一书所说的那样：“《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提供的学术见解，有些仍存在争论，甚至明显地应该修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更加明显的是，这部著作中提出的中国古代社会改良路径说及对氏族贵族统治形成、发展、衰落过程的研究成果，已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接受；这部著作强调的将历史发展一般规律与中国历史特殊规律结合的研究方法已经成为共识。仅此即可说明，这部著作在今天不仅没有失去它的价值，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比以往更加显现出来了。这就是我们再次把它介绍给读者朋友的理由。”[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