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并认为取得了相当成功，这种贫穷状况为什么依然存在？把这样的问题作为历史学的问题，应怎样具体地研究才好呢？这是我第一次游历中国时提出的问题。我提出了这个问题，却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也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那时，我曾打算积极地参加与中国的学术交流活动，后来我觉得这个问题与自己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课题和活动的成果没有直接的关系。之所以产生这种想法，是由于我自身能力及性格的局限，使我与中国研究者的接触，只是在“活动”的表层上，缺乏个人的、内心的交流。
1979年，这种遗憾得到了接连的消除。那年的6月，也就是在我游历中国之前，黎澍先生来到了日本。黎先生参观东京大学明治文库由我陪同。当看到辛亥革命时期的日本杂志上刊登的黄兴照片时，黎先生不禁感慨地嘟哝道：“他是非常勇敢的人。”我对只重视孙文而轻视其他人物的风气，是持批评态度的，因此，当我听到黎先生的嘟哝，便觉得放心了，觉得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史学界的新气息。但是，8月份旅行去长沙时，当我向当地旅行社的人打听去岳麓山黄兴墓的道路时，他们谁也不知道是否有墓，更不用说墓的所在地了。于是我打消了参观墓地的念头。
![两妻时代[电影解说]](http://pic1.img667788.com/imagedown1314/tp53/upload/vod/20241114-1/e377707557ed3ab1b2c1278fcea9669a.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