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看看“市民社会”概念。“市民社会”这一术语最早出自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广义地说，市民社会是指社会发展各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即决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关系总和；狭义地说，是指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关系。”[13]这个定义过于简单，还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正是因为这一概念具有两重性，还出于对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反省，以及在实践上批判日本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成了日本马克思主义重点研究的关键概念，甚至形成了一个研究市民社会理论的“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学派[14]，其主要成员除了具有代表性的平田清明、望月清司，还有森田桐郎、内田弘、山田锐夫等。
关于“市民社会”概念，岩佐茂在“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唯物主义基础性”一文中认为，如果从“全部历史的熔炉”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市民社会，那么“市民社会”除了表示资产阶级社会之外，还表示存在于历史的各种阶段的“构成国家其他的唯心主义上层建筑的基础”。资产阶级社会的市民社会和“全部历史的熔炉”的市民社会的关系在于，前者是后者被展开的具体形态。资产阶级社会以前的市民社会以及资产阶级社会，作为历史的“真正熔炉”，形成了国家的“基础”。如果说，在资产阶级社会以前，“国家是某个时期的市民社会整体的总括形态”的话，那么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国家和市民社会一起，成了它们外部的特别存在”。也就是说，市民社会作为市民社会独立了出来。这种独立进一步明确了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是“全部历史的真正熔炉”的含义。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全部历史的真正熔炉”的市民社会概念，也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抽象物。这样一来，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作者们而言，“市民社会”概念的二重性，实际上可以说就是“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二重性。马克思批判、变革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观点，不是对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面否定，而是继承了通过这种否定的形式展开的肯定的因素，并试图跨越近代资产阶级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