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周秦西汉之中,又分“著作前”、“著作大成”两时期者,乃因春秋及战国前半之文书,官籍而外,记言而已,方技而已。虽国语在这个时期内成就,但这书究竟还是记言文之引申,敷衍文词者多,记录成事者少,当不同于楚汉春秋之多历史性质。若诸子之文,前期但记言,至荀卿、吕不韦、韩非等方才据题著文,抽象成论(《史记》明谓荀吕等始作)。且著作前期有文学而无文人,“奚斯颂鲁”之说,既不尽可靠;《小雅》中又只有一篇标作者。楚词宋赋既不消说是和汉赋为一气,而远于战国前半的文学,且又是指名作者之文学;著作出来,文人出来,自然必是开新世纪的事。
不过我们究竟不要把分期一件事看得太固执了,譬如八代为周秦西汉文学之殿,本不能包括五言诗而论,即盛于唐代的七言诗也是造胎于八代的。由一个观念可以这样分,另由一个观念可以另一样分,这里分时期本不是作科学的计量,只是愿将一切看来好像散漫的事实,藉一种分时期法,略使我们看得一种比较扼要的“视线形”(Perspective)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