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瑜宬进而指出, 作家也用一种十分醒目的方式, 表露了自己写作《红轮》时历史观念的这种转变。在小说第一卷《1914年8月》开篇的题词中, 他引用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寄给《钟声》的一封信:“只有斧头才能拯救我们, /别无其他, 只有斧头/……俄罗斯在呼唤斧头”(《1914年8月》上册, 37页)。在随后一场至关重要的人物谈话中, “斧头”这一意象再次出现, 车尔尼雪夫斯基发出的“革命邀请”却被断然拒绝:“历史的发展就像一棵活生生的大树, 理智对于它来说就像一把斧子。你们不能凭理智去培育历史”(《1914年8月》中册, 431页)。索尔仁尼琴不再相信, 人类理性可以完全把握历史发展的方向。而他更加不赞同用暴力手段促成历史的所谓“飞跃”, 因为他已经亲眼见证了革命“胜利”后的大恐怖。如小说中最聪明的“占星家”瓦尔萨诺菲耶夫所说, 一个人知道得越多, 就越懂得应该在历史面前保持足够的谦逊。自以为掌握了历史“进步”轨迹的俄罗斯人毅然斩断了“过去”, 结果却陷入了社会结构与精神层面的整体“后退”。这可以说是历史最无情的嘲弄:“人们怀着一种急不可待的虚幻空想, 只想改变社会这条大船的航程, 并不去透彻理解大船航程的本质。而航程, 以我们的天资又是难以理解的”(《1916年10月》下册, 1086页)。按照作家自己的说法, 在西方形成的有关二月革命的崭新认识构成了他的一次“思想转折”。他不再局限于从政治、制度的层面理解俄罗斯20世纪的灾难性历史, 而更多地开始追溯导致政治失序的精神根源。后者带给俄罗斯, 乃至整个现代世界的影响将更为深远, 对它的反思也更为艰难。与之相应的是, 《红轮》的写作远远超出了“反”苏俄官方革命史叙述的层面——20世纪80年代末, 索尔仁尼琴意识到《红轮》已经完成的四个大节规模过于庞大, 加上自己年龄与精力的限制, 他接下来只可能以大纲的形式来完成计划中剩余的部分。这意味着曾经被其视为“中心”的十月革命已根本无法展开来写。但作家并未感到太多的遗憾, 因为他相信自己已经完成了最主要的任务——在《红轮》最后一个大节的后记中, 他写道, 1917年4月之后俄罗斯形势的变化, 与其说是“质变”, 不如说是“量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