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肇建之初，明军刚刚平定云南，明太祖即于洪武十六年（1383年）正月发布榜文，规定：“府州县学校，宜加兴举，本处有司选保民间儒士堪为师范者，举充学官，教养子弟，使知礼义，以美风俗。”[32]第二年，统兵镇守云南的沐英即“建诸衙门（布政司、都司、按察司）及儒学”[33]，在靠近内地的一些府、州、县建立了学校。洪武二十五年、二十六年和二十七年，贵州宣慰司、云南元江府和贵州普定卫也相继开办儒学。[34]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明太祖根据户部知印张永清的建议，又下诏规定：“边夷土官，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义，治之则激，纵之则玩，不预教之，何由能化？其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事，亦安边之道也。”[35]接着，监察御史裴承祖言：“四川贵、播二州、湖广思南州宣慰使司及所属安抚司州县、贵州都指挥使司平越、龙里、新添、都匀等卫、平浪等长官司诸种蛮夷，不知王化，宜设儒学，使知诗书之教”，又诏“从之”[36]。此后，在南方少数民族聚居区“宣慰、安抚等土官，俱设儒学”[37]。明中后期，随着全国书院热潮的兴起，南方民族地区也办起了许多书院。如王守仁即在贵州创办龙冈书院与文明书院，讲学授徒。云南到万历年间，共办起三十多所书院，仅大理府就有苍山、源泉、桂林、龙关四所书院，澄江府也有澄心、桂香、点苍、敬一四所书院。[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