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委员会认为20世纪以来出现了众多新思想和新知识，形成了以达尔文、爱因斯坦为标志的新世界观、新“知识气候”，构成了对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的冲击。正是在这一新“知识气候”下，学者们经过反复思考，对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修正，具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明确否定了绝对的自由，只承认相对的、有条件的自由，媒介自由当然也不能例外；（2）大众自由与大众媒介自由，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3）大众媒介必须为大众和社会利益服务，对社会负责；（4）政府不再是媒介自由的旁观者，当大众利益和社会利益受大众媒介损害时，政府应出头管束媒介的行为。这几点，构成了报刊（媒介）社会责任论的基本框架，即媒介不再是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无冕之王，而应是一种既监督政府，又受民众和政府约束的力量。
学者们认为，以往媒介的不负责表现，损害了确保信息和思想在社会内部最大限度地自由流通的实现。这不仅影响到整个社会和公众的利益，也影响到以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美国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为改善这一状况，该委员会对大众传播媒介进一步提出如下具体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