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对儿童文学的研究最初是从儿歌、童话入手的。民国初年，周作人读了美国斯喀特尔（Scudder）、麦克林托克（Maclintock）诸人所著的《小学校里的文学》，明白了文学在小学教育上的价值，也主张儿童应读文学作品，“养成读书的趣味”，于是在教书之余，写了《童话研究》、《童话略论》，寄给中华书局编辑，被退了回来。后来寄给鲁迅，被登在鲁迅主编的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这是民国二年（1913）的事情，自然是用文言所写的，在第二年里，又用文言写了《儿歌之研究》和《古童话释义》，登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上，反正是拿去凑篇幅的，也不见有人要看，所以也不继续写下去了。但是还没有全然的断念，于是便在第二年的一月号月刊上登载了这样的一个启事：‘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启’。”在儿歌方面，周作人猛烈地批判了封建童谣研究中的五行志泒的观点，揭开了“荧惑说”披在儿歌童谣上的神秘外衣，认为儿歌童谣的价值在于：（1）民族心理的表现，含蓄着许多古代制度仪式的遗迹，后人可以从这里得到考证的资料；（2）有许多可以借鉴的方法与风格，供大家赏玩，供诗人吟咏取材；（3）对于国语及新文学的发达有不小的影响；（4）可以顺应儿童一种天然的需要，供给他们歌咏。至于这后一点，周作人更强调“在教育方面，儿歌之与蒙养利尤切近”；“儿歌之用，亦无非应儿童身心发达之度，以满足其喜音多语之性而已”；并声明他“略论儿歌之性，为研究教育者之一助焉”。在童话方面，周作人认为：“童话者，原人之文学，亦即儿童之文学，以个体发生与系统发生同序，故二者，感情趣味约略相同。今以童话语儿童，既足以厌其喜闻故事之要求，且得顺应自然，助长发达，使各期之儿童保其自然之本相，按程而进，正蒙养之要义。”将儿歌、童话与儿童的心理、兴趣联系起来，并将儿歌、童话作为儿童的文学来认识、强调、倡导，在中国周作人是第一个。虽然在这一时期（辛亥革命时期）周作人有关儿歌与童话的研究，还属于他“个人”的研究，对促进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还显得薄弱无力，但作为“儿歌论”与“童话论”在中国却是先驱。正因为有这一时期对儿歌、童话的研究作准备，才有五四时期作为儿童文学理论家的周作人与作为儿童文学基本体裁样式的儿歌与童话。